在日本,他们因疫情被赶出了家门

沼雀

2020-04-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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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沼雀

原创投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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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的概念上,人类的悲喜各不相通

    如果稍微关注过日本新闻,就会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,他们生活在城市腹地,却没有一份稳定工作和住处,最终住进网吧内,成为了“网吧难民”的一份子。而在疫情期间,随着日本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,网吧等娱乐场所相继关闭,也就意味着,“网吧难民”们,失去了最后的住所。

    在福冈博多区美浓岛公园,佐藤挤在四十人的队伍中,他们拥挤在一起,等待领取每周发放一次的救济粮。年近半百的他,在咀嚼到米粒之后,感激地说道:“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”。救济粮中除了便当,还有一些零食,例如火腿、炸薯条、面包和香蕉,在吃完食物后,佐藤又退回了公园的长凳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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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本月中旬,网吧被迫关闭后,像佐藤一样,留宿街头的网吧难民越来越多。佐藤表示,自己白天在软件上寻找临时工作,等到工作结束后,便在公园里消磨时间。而当问起为什么不回家时,他的双手握紧饭盒,然后解释道:“每周可以在网吧认识的熟人家里洗一次澡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平时就住在高架桥下面,和地铁口旁边,虽然很冷,但也没什么其他办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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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而和其他地区的网吧难民对比时,佐藤的遭遇其实还算幸运。

    在东京,大约有四千名网吧难民流离失所,是这个公园的百倍不止,并且负责人表示,这仅仅是预估值,实际数字几乎难以统计。他们中有人第一时间联系了亲戚朋友,却被“减少与他人接触”的理由拒之门外。

    由于工作流动性较强,“网吧难民”们通常会在多个工作地点中辗转,这也就使他们成为了亲戚朋友眼中,潜在的病毒携带者。出于对家人安全的考虑和响应政府号召,他们往往会拒绝网吧难民们借宿的请求。

    而如果任由数千名网吧难民们游荡,他们将给东京地区的医疗系统,施加极大压力。因此,政府在第一时间拨出十二亿日元,约合人民币七千八百万元,将周边的旅馆和公寓,以及体育馆和公共场所改建为了紧急避难所,收留难民。

    但实际情况却是,由于信息不对等的关系,这些难民们很难搬入避难所里。政府要求他们需要出示相关证明,例如网吧开出的收据,以证明自己长期居住在东京或网吧内,但大部分长期居住的难民,都不会将网吧开出的收据,保留到这种特殊时期,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:“谁会留着网吧发票啊,用来当纪念品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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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福冈同样出台了对应政策,来帮助网吧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,但流浪者们也会因为自身的种种原因,不愿搬进避难所,对此,佐藤解释道,“我知道这是政府推出的保护措施,但如果我申请救助的话,就会被女儿知道,父亲现在成为了一个流浪汉”,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,他已经无力支付避难所的租金了。

    佐藤在高中毕业之后,便在一家婚礼公司担任全职员工,但三十岁时家庭破裂,妻子和两个女儿离他而去,从此以后,他跳槽去了一家休闲用品公司,每月可以获得十七万日元的收入,折合人民币约为一万一千元左右。

    但不到一年,由于福岛核电站事故爆发,佐藤的工作地点同样位于辐射范围内,所以就被当做在场人员,被迫在全国各地转移。失去稳定工作之后,佐藤成为了派遣劳动力,也是从那时起,他成为了一个网吧难民。

    由于工作动荡和薪资微薄,导致网吧难民们,平日里难以存下积蓄,面对特殊时期,就显得手足无措,公园和街道成为了他们最后的住处。现在佐藤全身上下,只剩下了三十日元,而最便宜的避难所,每天也需要支付一千七百日元的租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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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但佐藤的收入,在网吧难民的群体中,已经算非常不错的了。在东京的网吧难民中,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住客,超过了三十岁,他们中绝大多数属于派遣劳动力和临时工,月收入不足十五万日元,约合人民币九千八百元左右。

    乍听之下,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数字很高,甚至齐平了我国一线城市的人均月工资,但东京的平均月工资,为四十万日元以上,约合人民币两万六千元,租住一间单人公寓,最低也需要支付每周两万日元的房租,一个月下来,就可以榨干网吧难民们微薄的薪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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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网吧难民们之所以搬进网吧,一方面原因是网吧租金便宜,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生活设施较为便利。东京地区的网吧每日只需花费一千九百元左右,除了上网服务外,顾客可以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,部分网吧还加装了淋浴设施,可以让租客们在每天早晨洗个澡再去上班,还有免费的漫画和电影看,可以说除了住处简陋,娱乐活动一应俱全。

    而享受低廉租金、丰富的娱乐活动和生活设施的代价,就是差劲的生活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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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网吧难民”的生存状况,并不是第一次引起社会关注。在二零一五到二零一六年,日本国内媒体将镜头聚焦在了网吧难民们的身上,并拍摄了一部关于他们生存状况的纪录短片《网吧难民》,镜头下的他们,孤身斜靠在不足两平米的,网吧的黑色单人间隔板边。

    日本非正式员工的工资,不及正式员工的一半,这就使得二十六岁的文也,因为收入不高的关系搬进了网吧。而成为网吧难民意味着,他们不再享受社会培训,没有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,再加上失业救助过低,文也陷入了难以靠努力成为正式员工,却又不能放弃现在工作的困境,现在住在网吧里,还会经常被深夜的噪音吵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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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相比男性网吧难民,女性的生活就更为艰苦。她们的隐私之事会被偷拍,并被上传到互联网上。还会因为个人行李过多,被进一步压榨生活空间。网吧内污浊的环境,也影响到了她们的个人形象。二十一岁的女性网吧难民,由于工作的缘故,还需要经常外出,深夜才能回来,个人的物品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。但比起这些,逃避眼前的生存压力,才是最重要的。

    东京一家普通的网吧内,曾有三十多位顾客,在这家网吧的居住时间超过了三个月。而随着政策出台,这些人一夜之间,就成为了无家可归的人,被迫收拾好行囊,搬出网吧,疫情已将他们逼入生活的死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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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那么那些接受了救助的人呢?在《周刊女性Prime》的报道中,来自东京慈善基金会的小林美穗子女士表示,“接受救助的人会被一辆面包车,接送到免费的收留所,也不会说具体位置在哪里,只会让流浪者在合同上签字,然后带走”。

    而在搬进收留所之后,生活条件同样不好。“流浪者身上的现金会被收走,即便有监管人员看护,但偶尔也会发生欺负弱者的事情。狭小的收留所还有很多老人居住,大家偶尔会发出咳嗽的声音。有一位网吧难民因为接受不了这种环境,所以选择离开,在走之前,避难所返还了他身上的财务,听说是两块软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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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那么网吧难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网吧呢?或者说,还有机会找到住处吗?

    东京地区一位网吧的员工曾表示,为了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个住处,网吧应该重新经营,但上司认为,由于政策压力和影响公司形象的原因,所以只好停业。同时,大部分网吧由于无法开门营业,导致他们难以支付日本高昂的人工成本,最终在疫情期间倒闭。

    也就是说,在疫情过后,网吧难民们将要面对的,是将更加频繁地失去住处,而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,也将进一步影响网吧难民们的收入,他们的生存状况,愈发悲观。

    蜷缩在公园长凳上的佐藤,害怕安静地独自死去,又不愿接受目前的救助方式,因此将希望寄托在了政府会提供现金援助上。所以在推特上,在讨论网吧难民的声音中,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,自己不希望成为网吧难民,也不会去救助网吧难民,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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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观点。不肯和难以接受现在的救助方式,至今仍在希望别人能给予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固执的停留在舒适圈,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不强,自然很难保证他们,可以在疫情过后走出网吧,重新面对生活,或者说,他们在网吧里面对着的,就是自己的生活。

    社会压力过大,最终让他们搬入了网吧。本以为找到了避风港的网吧难民们,却在这次疫情中,失去了最后的庇护所。家人和朋友的婉拒,救济政策的信息不对等,让他们在走出网吧后,又失去了公共和个人关系照顾。

    给流浪汉提供食物援助的濑户纪子表示:“零八年金融危机时,路上的流浪汉在三个月内就大幅增多了,如果新冠肺炎继续流行下去的话,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街头迷失”。而从四月十三日到四月二十五日,东京连续十二天,每天仍有逾一百人被确诊新冠肺炎。

    当有些人可以坐在家里拍视频,呼吁各位留在家里时;有些人却因“留在家里”的标语,被赶出家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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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有一句在形容家里蹲时会用到的话,“逃避可耻,但有用”,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,真的如此吗?疫情之前,可以蜷缩在两平米的网吧内,成为社会的边缘人。疫情期间,被赶出了赖以生存的网吧,眼前是空无一人的街道。疫情结束后,他们失去的不光是生活中的住处,而等待他们的,又是这个世界的一轮挤压。

    下一个避风港可以在哪里找到,还可以逃到多远?看着公园里分发救济粮的工作人员渐行渐远,蜷缩在长凳上的佐藤夹紧了衣领,说道,“我想用十万日元搬入大房子里,马上就坚持不下去了,想快点搬进去”。

    至少在家的概念上,人类的悲喜各不相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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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*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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